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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18-04-03 来源:新博娱乐官网 编辑:阿名 阅读:
洋记者为袁世凯叫屈:孙中山破坏协议 给袁穿小鞋

孙做了两个月的“临时大总统”,要让位给袁世凯,突然坚决地提出,要修改约法,改行内阁制,让总统成为荣誉头衔。同时,孙文又突然提出必须定都南京、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等新的条件。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穿孙文给他定制的“小鞋”,莫理循在此时痛斥孙文“破坏协议,那是不能容忍的”。

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雪珥,原题:洋记者痛斥孙中山:破坏协议,企图给袁世凯穿“小鞋”

1911年10月18日,星期三。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、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,赶往前门火车站。

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,几年后,“中华帝国”的皇帝袁世凯,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,并立起“MorrisonStreet”的英文路牌。

此时的莫理循,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。

8天前(10月10日),那里发生了暴动,后来被称为“武昌起义”。此时,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。与莫理循同行的,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,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,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。

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。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。荫昌告诉他们,再往前就是交战区,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,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。

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。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、武昌前线的机会。但是,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,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。

莫理循的汉口之行,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。那时,战事已经停歇,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,在军警的保护下,前往汉口采访“和平会议”。

无论是否亲临前线,甚至即使不懂中文,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,吸引全世界的眼光。与其说他是记者,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,英国著名历史学家、牛津大学教授休·特雷弗·罗珀认为,莫理循“并不仅仅报道事实,他是在策划报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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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,父母是苏格兰移民。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,18岁那年,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,在123天行走了2000英里。23岁时,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,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,被长矛刺中,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,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。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。

随后,作为医生,他先后到西班牙、摩洛哥等地探险。1893年,莫理循到达远东,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。次年、即甲午年,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,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,转道云南,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,行程3000英里,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。

这之后,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,整理出版了《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》一书。该书出版时,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,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,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,大为畅销。这令他名声大噪,并被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聘为驻华首席记者。自此,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,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,并为《泰晤士报》发出了大量的报道。

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,只能依靠翻译,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。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,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,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。吊诡之处在于,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。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,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,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,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:“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,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”。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,被称为“中国的莫理循”。

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,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“积极的帝国主义者”,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,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。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,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,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、大连之后,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。随后,他又积极推动英国“联日抗俄”,鼓吹英日联盟,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,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。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,被西方称为“莫理循的战争”,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

有趣的是,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,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,“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、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,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”。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,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。莫理循解释道:“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,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,我很气愤。我是一个英国人,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”。日俄战争后,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。在清末新政中,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,莫理循与他们不同,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,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。而一个稳定、繁荣的中国,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。他认为,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,而在于政府,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,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。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,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,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“新权威”——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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